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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务研究|网络刷单能否用为计算赔偿的依据/王现辉

作者:王现辉
2021-10-24 20:03:21

对于刷单行为可否直接作为赔偿数额的依据,2017,最高人民法院在发布的第16批指导性案例之案例八十七号中明确“三被告人关于销售记录存在刷信誉行为的辩解无证据予以证实,不予采信”。 该案为刑事案件,第一次以指导案例的形式对于刷单行为如何进行赔偿作出指引,对于知识产权民事侵权案件中认定侵权人的赔偿责任具有指导意义。

2021年06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2021)最高法知民终665号民事判决,第一次在民事案件中认定被告如主张存在“刷单”行为,应承担举证责任。

为此,对于刷单事实,被告人仍负有举证责任,应作为各级法院应遵循的案例规则,不过,在民事案件中如果被告举证存在刷单行为后续如何进行裁决,最高人民法院并没有给出明确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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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法院出现了两种不同观点

一是认定刷单行为作为酌定赔偿的情节进行考量。比如,在(2020)沪73民初38号案件中,法院认定被告提供了充分的证据证明确实存在“刷单”行为,然而,“刷单”这一不诚信行为依然是确定赔偿数额的重要考量因素。在(2020)最高法知民终143号中,法院认定“刷单”等不诚信行为不能成为降低主观过错程度、逃避法律责任的抗辩理由,据此维持一审酌定赔偿数额。在(2017)浙02民初304号)中,法院认可被告存在刷单行为以及刷单数量。并认定损失显而易见地与被告恶意刷单相关联,并与刷单数量正相关,应由被告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在(2020)苏知终18号)中,法院认为即使被告存在部分刷单行为,亦不影响酌定的赔偿额。

二是直接以刷单数量作为侵权赔偿数额。比如,在(2019)京0491民初21102号中,法院认定在无法查明实际销量的情况下,应以公示的销量作为侵权赔偿数额的依据,刷单部分不予扣除。在(2021)辽02民终4663号、(2019)沪73民初169号案件中,法院不支持在计算赔偿数额时将“刷单”部分予以扣减。

人民法院报文章观点

2020年4月,人民法院报发表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三庭副庭长陈小珍文章,文章观点认为即使存在刷单行为,也是店铺伪造销售数量以吸引更多消费者的虚假宣传行为,这种行为不利于引导市场主体规范、诚信经营,不应得到鼓励。因此,本案赔偿额应考虑店铺标明的侵权商品销售数量。“刷单”行为和“知假售假”同属于不诚信的违法行为,“刷单”并不能成为证明侵权获利少的借口,从而规避、减轻法律处罚。

其他因素考量

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在(2021)冀知民终19号一起侵害商标权纠纷中认定,本案所产生的诉讼费,也是王雪松根据廊坊千萍公司在网站中显示的销售数量,计算出其损失数额后由法院确定的,如果由王雪松承担因廊坊千萍公司的刷单欺骗行为多产生的诉讼费用,无异于合法维权的王雪松在替廊坊千萍公司的欺骗刷单行为承担责任,有违法律的本意。故本案应当由廊坊千萍公司为其欺骗行为负责,承担全部的诉讼费用。

石家庄知识产权律师提示你,对于刷单行为对于赔偿数额的影响,最高人民法院观点认为应根据被告举证来认定,如果没有证据证明则不予考量。对于有证据证明确实存在刷单行为,最高人民法院没有从正面给出结论,各地法院主流观点认定刷单应作为酌定赔偿的考量因素,也有个别法院直接以诚实信用原则为由,认定刷单数量作为赔偿依据,或作为诉讼费用承担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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