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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秘密实务063|侵害商业秘密罪可否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作者:王现辉
2024-02-06 11:46:56

是否可以在刑事诉讼中依法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司法实践中一直没有确定的答案。否定者认为不能在刑事诉讼中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司法实践中,也有一些法院对知识产权刑事案件被害人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持支持态度,认为在当前知识产权审判“三合一”的背景下,这类案件统一由知识产权审判庭审理,有利于节约司法资源和统一裁判标准。


被害人由于侵犯知识产权犯罪行为而遭受经济损失的,是否可以在刑事诉讼中依法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司法实践中一直没有确定的答案。否定者认为不能在刑事诉讼中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依据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75条第1款的规定,“被害人因人身权利受到犯罪侵犯或者财物被犯罪分子毁坏而遭受物质损失的,有权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否定论者认为根据上述规定,在知识产权刑事案件中,既不存在被害人的人身权利受到犯罪侵犯的情况,也不存在被害人的有形财物被犯罪分子毁坏的情况,依法不属于法院受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范围,故根据上述规定被害人无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被害人只能另行提起民事诉讼。

某些省市的一些法院认同该观点,对知识产权刑事案件被害人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不予受理或者驳回起诉。《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试行)》的通知(京高法发[2009]226号):“1、附带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如何确定?答:法院审理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受案范围,应只限于被害人因人身权利受到犯罪行为侵犯和财物被犯罪行为损毁而遭受的物质损失,不包括因犯罪分子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产而使其遭受的物质损失。附带民事诉讼赔偿只限于犯罪行为直接造成的物质损失,不包括精神损失和间接造成的物质损失。”《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试行)》(粤高法发[2008]36号)第一条:“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范围包括:人身权受到犯罪行为侵犯遭受的物质损失或者财物被犯罪行为毁坏遭受的物质损失。对犯罪分子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产造成的物质损失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关于审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20161207)第十二条规定:“根据《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规定,被害人因人身权利受到犯罪侵犯或者财物被犯罪分子毁坏而遭受物质损失的,有权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知识产权表现为智力成果,系一种无形财产。侵犯知识产权罪中既不涉及人身权利受侵犯,也不存在有形财物被犯罪分子毁坏的情形。根据上述司法解释,被害人不宜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司法实践中,也有一些法院对知识产权刑事案件被害人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持支持态度,认为在当前知识产权审判“三合一”的背景下,这类案件统一由知识产权审判庭审理,有利于节约司法资源和统一裁判标准。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有关指导意见在客观上赞同了上述意见。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侵犯商业秘密民事纠纷案件审理指南(修订版)(2021年4月15日)第6.2条规定“在侵犯商业秘密犯罪刑事自诉、公诉案件中,探索引导自诉人或者被害人及时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一并解决民事赔偿问题。”四川省人民检察院报告[1]提出,“各试点市、区(县)级检察院以做好做实知识产权检察工作为目标,创新工作机制,在涉知识产权刑事案件提级管辖、跨区域集中统一管销、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刑事和解、行政非诉执行监督以及建立跨区域、跨部门合作等方面积极探索”。《检察日报》所载郑新俭同志报告指出,“全面推行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权利人诉讼权利义务告知工作,探索推进认罪认罚赔偿权利人损失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不起诉案件移送行政处罚等工作,依法维护被害人合法权益”。[2]

例如,在笔者代理的曹某某等涉嫌侵犯商业秘密罪一案[3]中,石家庄市裕华区人民法院允许知识产权刑事案件被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该案最终以被告人不属于附带民事诉讼原告单位起诉管辖事项的适格被告为由驳回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的起诉。[4]


支持知识产权刑事案件被害人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观点的法律依据如下:《刑法》第36条第1款规定:“由于犯罪行为而使被害人遭受经济损失的,对犯罪分子除依法给予刑事处罚外,并应根据情况判处赔偿经济损失。”《刑事诉讼法》第101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被害人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的,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据此,刑事诉讼法并没有限定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仅限于直接物质损失,应当允许知识产权权利人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支持者认为知识产权虽然会涉及知识产权人身权利,但其本质上仍属于财产权,且为无形财产权,属于民法意义上的无体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75条第1款所规定的不仅限于有形财物被损毁,知识产权在内的无形财产也应被纳入其中。目前,对物质损失包括有形财产损失和无形财产损失,已成共识并无分歧,因此,对于商业秘密刑事案件实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符合司法实践的需求,顺应了社会发展趋势。[5]

例如,在熊某某等假冒注册商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一案[6]中,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熊某甲伙同熊某乙在实施假冒注册商标犯罪中的非法经营数额达289,572元,其行为构成假冒注册商标罪,且犯罪情节特别严重。熊某甲、熊某乙共同实施生产销售假冒璜时得公司注册商标的粘合剂产品的违法犯罪行为,侵犯了璜时得公司的注册商标专用权,应当对璜时得公司的损失予以赔偿,并酌情决定由熊某甲、熊某乙连带赔偿璜时得公司经济损失30万元,驳回璜时得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本案认定扣押和销售的假冒产品的价值只是确定熊某甲刑事责任的依据,但不能成为民事赔偿的标准。综合考虑熊某甲、熊某乙生产侵权产品的规模和时间、销售侵权产品的范围与价格、侵权行为的性质及后果等因素,一审酌情确定的经济损失30万元,符合法律规定,依法予以维持,但因剔除部分犯罪数额,对熊某甲的量刑予以变更。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应按照刑事诉讼排除合理怀疑和民事诉讼优势证据的证明标准。审理知识产权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应分别体现刑事审判有利被告和民事审判平等保护的思维方式,按照刑事诉讼排除合理怀疑和民事诉讼优势证据的证明标准,确定罪刑相适应的刑事责任和依法酌定赔偿数额的民事责任。该案后被最高人民法院评选为“2011年中国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50件典型案例”,并在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上刊登,最高法以典型判例的形式肯定了知识产权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

在诸葛某假冒注册商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一案[7]中,浙江省义乌市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诸葛某未经商标注册人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假冒注册商标罪。诸葛某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依法可从轻处罚。诸葛某积极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依法可酌情从轻处罚。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美人计公司的撤诉申请系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裁定准许美人计公司撤回起诉。


在司法实践中,除上述案例外,全国各地亦有多家法院允许知识产权刑事案件被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如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的(2006)陕刑二终第50号裴某某侵犯商业秘密案,甘肃省徽县人民法院(2010)徽刑初字第22号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案,均支持被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并判决被告人赔偿相应损失。

2021年9月2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2021-2035年)》,同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见》,2022年3月1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知识产权检察工作的意见》(八)强调“探索开展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提升综合保护质效。”。三审合一的制度改革又为在知识产权刑事案件中及时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一并解决刑事责任与民事赔偿提供了契机。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产生,渊源于对诉讼效率与司法权威的追求,将同一行为所产生的民事赔偿问题与刑事责任问题合并审判,不仅可以避免重复审判,节约司法资源,减少当事人讼累,且能避免同一行为出现不同司法意见,司法权威得到加强。[8]不过,法律实践中大多数刑事法官忽视了最高法院公报案例和中国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50件典型案例即熊某某等假冒注册商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一案的指导作用,仍对知识产权犯罪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持否定态度。

笔者认为,在知识产权刑事案件中被害人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首先,知识产权刑事案件被害人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具有上述法律依据。从目的解释的角度,可以对财物被犯罪分子毁坏作一定的扩张解释,并不仅限于有形财物被损毁,可以将包括知识产权在内的无形财产被侵犯的情形纳入其中,这样更符合《刑法》第36条、《刑事诉讼法》第101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75条等法律及司法解释的立法本意。其次,允许被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有利于拓宽权利人的维权方式,保障其诉权和其他合法权益,同时可以节约司法成本,提高司法效率和司法权威。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不仅有利于节约被害人的司法成本,刑事案件的威慑作用也有利于敦促被告人积极主动赔偿,程序上可以直接共享证明标准更高的刑案证据以提高诉讼效率,切实保障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提升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水平。特别是在当前各地法院实施知识产权民事、刑事、行政审判“三合一”的大背景下,这类案件统一由知识产权审判庭审理,有利于统一事实认定和裁判标准。如果不允许被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则很可能刑事和民事案件由不同合议庭审理,不仅严重耗费有限的司法资源,也容易造成刑民审判认定事实不一致,甚至出现判决结果南辕北辙的尴尬现象,严重影响司法公正形象。“在被告人同时被判处罚金和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情况下,按照民法典的规定,应当优先履行民事赔偿责任。因此,应以新理念打通知识产权领域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适用障碍,在诉讼机制的衔接上合理配置司法资源,切实提高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有效性。”[9]


总之,在推行知识产权民事、行政和刑事案件审判“三审合一”的大背景下,若要让知识产权案件实现刑事、民事的合并审理,还有赖于对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修改,并充实复合型法官的力量,实现民事裁判思维与刑事裁判思维的实质化融合,才能克服法律思维、证明标准等方面的冲突问题,才有可能在保证刑事诉讼效率的同时,兼顾附带的民事诉讼。


[1]参见四川省人民检察院发布的《四川省检察机关2019年-2020年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情况报告》。

[2]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四检察厅厅长、知识产权检察办公室主任郑新俭:《发挥检察职能作用提升知识产权保护整体效能》,载《检察日报》2021年4月26日,第3版。

[3]石家庄市裕华区人民法院(2016)冀0108刑初418号刑事判决书。

[4]王现辉编著:《知识产权80个热点问题》,中国法制出版社2022年版,第291页。

[5]宋建立:《商业秘密案件办理的若干热点和难点》,载《人民司法》2022年第34期。

[6]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1)鄂知刑终字第1号刑事判决书。

[7]浙江省义乌市人民法院(2018)浙0782刑初2431号刑事判决书。

[8]易延友:《刑事诉讼法规则原理应用》(第五版),法律出版社2019年版,第272-273页。

[9]宋建立:《商业秘密案件办理的若干热点和难点》,载《人民司法》2022年第3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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